红军镇的水源保护区标牌。（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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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院子有7户人家，就1家没下矿。”
“想挣那么高工资，就要接受高风险，都是为了生活。”
“你要是自己去矿上找工作，根本找不到。”一名茨坪当地人说，“矿上不相信你个人，怕你是来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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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熟人代替拍胸片，或找关系让体检站“通融一下”，是尘肺病矿工应付体检的常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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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管佳颖 周甜甜
责任编辑｜钱炜
在煤矿干了大半辈子体力活的刘祥峰眼下已在家闲了一个多月。水稻早已种下，只待秋收。村子里找不到杂活可干，每天吃过饭后，一家人就出门遛弯，太阳晒得厉害，就找个阴凉处歇脚。
刘祥峰的表亲兼工友刘祥森回家后就主动承担起骑电动车接孩子放学的任务。门口的枇杷树挂满果实，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驼着背，坐在门口剥枇杷。家里唯一的电视坏了，等着儿子来修。
他俩都是山西省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1号井的矿工。2026年5月22日晚，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82人遇难。事故发生后，矿上的外包矿工们纷纷回到他们远在七百公里之外的家——陕西省安康市下属的旬阳市红军镇。
除了过年，红军镇茨坪村十几年来还是头一回这么有人气：几乎每家的男人们都从矿上回来了，和刘祥峰与刘祥森类似，在家里干农活、带孩子、陪家人。
除了山，还是山。茨坪地处秦岭与大巴山腹地，紧邻湖北郧西县。村里的房子大多建在山坡上，人们只能在房前屋后有限的平地里开垦出小块田地。红军镇下辖茨坪与丰积两个社区，但当地人依然习惯性地把这些大山里的聚落称作“村”。
十几年来，茨坪的男人们放下锄头，戴上安全帽，一拨又一拨涌向山西煤矿，从事着矿井一线的各项工作，再将赚得的工钱反哺家里，养活着少有产业的陕南村庄。但留神峪矿难后，一切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回村的矿工们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归来的与留守的
2026年5月23日清晨5点，刘祥森给家中妻子打电话，“我们这儿的人好几个都没了”。打完电话，他简单收拾了随身物品，决定回家。
“我们这个院子有7户人家，就1家没下矿。”刘祥森妻子说。她口中的“院子”，是陕南山区农村特有的说法。沿着山路，三五户择一处平缓地挨着建，就围成了一个“院子”。刘祥森家所在的院子，男人们都去了山西留神峪煤矿，除了干木工的那一家。
她说，这次矿难，她们院子里有三户都出了事，“三个都没了”。
刘祥森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西安餐饮行业打工，一个月休息4天。大女儿在安康上技校，学护理专业。小女儿在镇上读五年级，离家四五里路。山中雨天路滑，再遇上泥石流或塌方，太危险。他不在家时，妻子就在孩子学校附近租房，往返于村镇之间，给娃陪读做饭，再折返回村照顾婆婆。
今年50岁的刘祥森属于中途改行，之前干了十几年的油漆工。那时农村盖房子，门窗都是木头的，做好要上漆，打嫁妆也要用漆匠，后来没人用木头门窗了，他的手艺就没了市场。2019年，刘祥森去了沁源，辗转待过三处煤矿，最后来到留神峪。由于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他做的是皮带工，活不重，工资也比掘进面的工人少，一天350元。
他的工作地点在1号井，与发生爆炸的3号井在地下连通。刘祥森说，因为1号井的两个掘进面距离3号井比较近，1号井的许多矿工也出事了。
5月22日那天，刘祥森上早班。下午5点下班，回宿舍睡觉，晚上9点多听到救护车声音，也没在意。到了夜里1点多，队长打电话让去矿上，他还以为又要检查，要封“暗面”。到矿上才知道，3号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让他们去井下救人。
留神峪煤矿中，安康籍矿工不在少数。摩的沿山道飞驰，司机祝德宏一路指过去。他的家在红军镇丰积社区，邻居比他大一岁，在留神峪煤矿做皮带工，这次没能再上来。家对面住着祝德宏的妹夫，在留神峪煤矿上中班，捡回了一条命，一氧化碳中毒，没有外伤，在沁源住院观察。
一名在留神峪事故中遇难的茨坪人今年才三十岁出头，还没结婚，下矿赚“老婆本”。村民莉姐是其同学。她说，同学的母亲因癌症去世，父亲生病久坐轮椅，哥哥离了婚带两个孩子。因家里条件差，同学一直没结婚，前些年做家具，生意不好，便去了矿上。去年在安康市区买了套房，搬家时发了一条朋友圈。莉姐说，“今年刚回矿上上班，人就没了。”
51岁的刘祥峰在留神峪煤矿1号井做采煤工，是茨坪村里较早下矿的。他家门口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是一名遇难工友的。工友是同村民小组的近邻，家人们忙着料理后事，刘祥峰帮忙将车一路开回村。他说，离世的邻居45岁，是留神峪煤矿1号井的掘进司机，孩子在一所职校学医，已经读了两年。
十大杠杆配资刘祥峰年轻时在煤矿干掘进、打锚杆、架棚子，属于技术工，工资高，近两年因体力下降，腿脚不利索了，换成了综采面的清煤杂活，工资也跟着降了。他说，早年下矿的时候，没什么安全意识。“管他的，能挣多挣点钱，能把家里条件搞好一点。”
在矿上上班时，如果是上早班，刘祥峰每天清晨4点20分至4点半之间就起床，5点开班前会，听队长讲当天的任务。6点换衣服下井，坐猴车到井底，再走路到工作面，到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下午3点半下班，升井、洗澡，出来是傍晚5点。
外包队的宿舍就在矿井边，是两层楼高的简易活动房。没有空调，连风扇都没有，夏天热得要命。下井时，刘祥峰不带食物，只带一瓶水。在沁源待了四五年，他几乎不外出游玩，回到宿舍就吃饭洗漱，然后躺下睡觉。
为了省钱，刘祥峰一年最多回一两次家。妻子余兆翠留在家里，带孩子、种些小田、打点杂工。因为野猪糟蹋庄稼，山上的地退耕了，只有门前一点水田。家门前种着玉米苗。从山上拔点竹笋，配上自家种的生菜和家养鸡下的蛋，就能做一餐饭。
余兆翠觉得自己被土地绑住了。田里要用好种子，施好肥料，不然就长得不好。人工贵、肥料贵，种地时得租借耕地机，收粮食得邻里互相搭把手。她不指望卖粮赚钱，就是维持生活。“必须要种，不种还不行。”家里有孩子要上学，自己也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挣不了钱，土地不能就这么荒着。
丈夫下矿时，她也跟着揪心。夫妻俩每天都会联系，余兆翠知道丈夫轮早班还是晚班，也知道他升井的大致时间。两人养成习惯，丈夫每次从井下出来，都要第一时间给她发个视频或发一句“我下班了，在做饭”，她才放心。有时候到了下班的点丈夫没报平安，她就打电话过去。
和刘祥森一样，刘祥峰也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大女儿在读大专，二女儿与小儿子一个高三一个高二，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家里客厅墙壁上贴满了奖状，孩子们都住校，两周回家一次。南方周末记者到达他家的那天是5月29日，正值周五，二女儿拎着行李箱回来。刘祥峰随口说，女儿的英语是弱项，“失分太多了”。但孩子中考时成绩“还可以”，考了700多分。
虽然常年不在家，但刘祥峰对孩子们的情况十分了解。提起女儿时，刘祥峰语气平静，但难掩满足之情。他还要多赚些钱，让孩子们继续读书。
矿工刘祥森家的门口就是大山，院子里堆着碎石。（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摄）
“想挣高工资，就要接受高风险”
从茨坪前往留神峪，刘祥森需要先乘乡镇巴士，在盘山路上晃悠两个小时到达旬阳市区。再从旬阳乘火车去山西长治，两地之间没有直达车，需要在太原或郑州等地中转，火车上的时间加起来有12个小时左右。到达长治后，再去当地汽车客运站换乘大巴，经过约3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沁源。
“天没亮开始走，天黑了就能到山西了，到矿了。”刘祥森说，疫情那两年进出不便，矿上曾组织出行，将矿工们整车送回家，那是少数省下路费的时候。除此之外，“到哪里打工都是自己掏钱，路费老板都不管”。
红军镇的镇上是整齐划一的灰底红边建筑，居民们从山上搬迁而来。蜀河穿镇而过，河边立着绿色标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标牌背后写着几条注意事项，其中包括禁止从事农牧活动；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对于茨坪人来说，这块标牌意味着，他们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村里不允许建工厂，也不能发展养殖业。工厂的薪水不够养家，只有煤矿挣钱可观，又不需要技术，成了村民们谋生的第一选择。
2024年统计年鉴显示，旬阳市户籍人口43.3万人，常住人口34.5万人。近9万人的差额，意味着大量人口外出务工。“都是老乡带老乡。”一位熟悉当地劳务情况的村民解释，“最早有一个人到那儿去了，后来就一个带十个，十个带百个。”
“想挣那么高工资，就要接受高风险，都是为了生活。”这位不愿具名的村民说，留在村里的村干部“一个月工资才2200元钱”，搞建筑“累死累活一个月就6000元”，而下煤矿的人“月工资都不低于1万”。在他的描述中，下煤矿并非本镇独有的选择，山西煤矿承接了无数“没有技术、没有手艺”的安康人。
作为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安康每年外出务工的规模约有40万人。这一数字来自2026年安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的论文《2012—2022年安康市职业性尘肺病发病及政府救助情况》。该文写到，安康是传统的农业城市，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81%，山地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92.5%，随着退耕还林、秦岭生态环保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安康市出现大量闲置农村劳动力。为提高家庭收入，劳动者常选择外出务工，从事采矿业、建筑业等行业。
尘肺病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安康站负责人余雪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整个陕南安康地区，外出务工的矿工集中来自其下辖的旬阳市、紫阳县、平利县、汉阴县、岚皋县，主要前往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与内蒙古等地，多从事煤矿及铁矿开采工作。
这一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十余年前。安康市紫阳县的矿工老孙是1976年生人，在山西煤矿做了32年。他记得，1990年代起，同乡们就一拨拨涌向了山西。他跟着十几个工友去了山西晋城，在矿上拉过平车，当过炮工，一天挣4.5元。
“老家下煤矿的太多了，家里人也默认了这个工作，毕竟要生存。人都有从众心理，当所有人都是一个职业，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一名网名叫无疆的安康市岚皋县人，今年38岁，初一辍学，2007年跟亲戚们下了矿。他说，铁矿、金矿、铅锌矿、莹石矿基本都干过，但干得最多的还是煤矿。
他的工作很不稳定。每去到新的煤矿，无疆会考察工资高低、井下生产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井下有高瓦斯、有冲击地压、地热或水温复杂的，以及有管理问题的，他都不敢多待，有时一年换四五个地方，最长的一段干过两年半。
“总在矿上干，吃饭睡觉上班，人都木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以前的矿工什么人都可以当，有酒鬼，有身体轻微残疾的，有坐牢出来的，还有破产的老板。但是现在，煤矿管理越来越严格，进矿需要开无犯罪证明。
余兆翠和刘祥峰家门口的水田。（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摄）
跟着“老板”才有活干
不管去哪里的煤矿，无疆总是跟着外包队干。他说，外包队与煤矿正式工完全是两个待遇，外包队属于个人老板组织队伍，挂靠在某一公司，承包煤矿的一条或几条掘进巷道。外包队的工人没有五险一金，没有福利，偶尔会发点劳保用品，工人多劳多得，“拼了命地干”。
无疆说，像他这样在外包队里干活的，属于“最底层的煤矿工人”。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煤矿工人”，也不是想当就能当。
当矿工，靠的不是公开招聘，而是一张潜在的人脉关系网。“你要是自己去矿上找工作，根本找不到。”一名茨坪当地人说，“矿上不相信你个人，怕你是来搞事的。”
进外包队，一般通过熟人或同乡介绍。包工头被工人们称作“老板”，手里有工程和矿方的人脉关系，工人跟着“老板”才能有活干、有钱挣。
同镇、整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参加同一支外包队，是安康过往十几年中的常见景象。在旬阳政府官网，还能找到2010年的相关报道：在县人劳局和镇政府的组织下，当时四百余名农民工集结，被输送到一家以采煤为主的公司。
招募他们的是曾经的矿工同乡、现采煤公司掘进队的负责人。新闻中提到，这名招募者原是煤矿公司旗下的一名普通矿工。他带领的旬阳民工队伍被煤矿收编，并组建为专业掘进队。为扩大生产规模和带动农民增收，他回乡招工，将四百余名农民工全部安置到他的掘进队。
包括刘祥森与刘祥峰在内，茨坪的很多人都在留神峪煤矿的同一支外包队里。在这支外包队里，从承接矿上工程、拉扯出整支队伍的包工头，到打理井上井下事务的主管，再到负责分工与带班的队长等管理人员皆是同乡，来自茨坪与隔壁的丰积。
在茨坪，最常被外包工提起的两个名字，是包工头刘平与王承俭。
他俩是这支外包队的核心人物，联手在通洲集团承包了多个掘进面和综采面。企查查显示，王承俭系陕西鑫曜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00%持股，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截至发稿，王承俭手机一直无法接通。
刘祥森说，刘平以前在河南金矿发展，靠金矿积累了大量财富，王承俭则在山西发展时间更长，“结交的关系多些”。两人之前各自有外包队，在2022年前后开始合伙，招募同乡去山西煤矿做外包工。
据刘祥峰所知，刘王二人在留神峪煤矿1号井有两支综采队、三支掘进队，在3号井有一支综采队。矿工们三班倒，一个工作面有七八十人。其中旬阳本地人占半数，剩下的是山西本地人和山东人。
刘祥峰说，他们所在的外包队在留神峪煤矿算是较大的一支，在沁源干了多年。“我们在那儿干活就形成影响力，有这么多年的认可，工人名额多。”他听主管说，井上井下的工人加起来，算上后勤和杂务，队里总共有约400人。老孙2024年在留神峪煤矿工作时，与王承俭打过交道。他记得，这支外包队规模不小，“光二线一个运输队就有38个人”。
提起刘平，红军镇的每个人几乎都能说上几句。“人挺好的，很多人是冲着刘平才去的。”刘祥森觉得，他与老板知根知底，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更多保障。
刘平的家位于红军镇镇上三岔路口的红军桥旁，是一栋灰白色的欧式三层别墅，落地窗、雕栏与墙上的纹样，都与周边建筑风格不同，门外贴着春联，但大门紧闭，无人出入。
刘平的邻居经营着一家挖掘机店，是村里壮年男子中少数未下矿的人。他说，刘平很少回来，最近一段时间也未见其归家。刘平的三个孩子仍在读书，没有随父亲从事煤矿行业。
“各有各挣钱的方法。”这名挖掘机店主说，刘平从小工头再到包工头再到四处揽工程，是一点一点起家的。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的刘平回乡建了别墅，在西安、河南也有房子。其父母留在村里，平时仍会干些农活。
王承俭是茨坪人，曾是刘祥峰的邻居，以前在山西的洪洞、临汾干矿工，“先是做跟班，后来当队长，最后成了老板”。王承俭在村中的老屋已拆，在安康市买了房。刘祥峰说，王承俭对同乡比较客气，见了自己还喊“表叔”。
刘祥峰回忆，2020年的时候，王承俭会给工人们买劳保服、安全帽、鞋、被子，还请工人吃饭。后来有工人喝酒闹事，这些福利就取消了。但老板从不拖欠工人工资，“挣一分钱一分不少地打到你卡上”。
做包工头，不只需要人脉与资源，还得交得起押金。老孙当过外包队的“小工头”，十几年前就带三四十个人承揽矿上的任务。2016年之后，煤矿公司大多成立了项目部，开始加强管理。他解释，因公司害怕工头带的工人活干不下来，或欠下工友的工资，外包队进入矿区要交押金，金额在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不等。这笔支出需要包工头来出。
国家规定煤矿必须为工人缴纳保险。但外包工们大多在“暗面”工作，缴保险对矿上来说属于不必要的额外支出。刘祥森说，此前矿上每月只为工人们买意外险，“其余啥都没买”。自2026年1月起，他查询到自己新增了失业保险，每个人扣550元，扣了5个月，“上头查得严，不买不行的”。
井下近10小时的时间里，刘祥峰和工友们都在闷头赶进度。虽然管理层都是同乡，但在催进度一事上毫不手软。主管曾在班前会上强调，保险去年是200多元钱，今年涨到1980元。主管要求矿工们一个月至少上完25至26个班（注：一个班就是一天），“保险涨了，不好好干就下岗”。
矿下外包队多劳多得，因此，即便管理层并未催促，有些工人也会自发赶工。外包队虽然希望工人每个月多做几天，但会限制每次下矿的工作量。刘祥森说，正常情况下工作面采煤按“排”算钱，一排为1.4米，一次轮班最多只让工人完成4排。其实大家完成4排还有余力，但不允许多采。他猜测，可能是考虑到工人们“干得快质量跟不上”。
在留神峪煤矿，仅刘祥峰所在的外包队承包的六个工作面中，只有一个是“明面”，其余全是游离在监管外的“暗面”。他说，自己如被要求下“暗面”，也会听从安排，“只要你让我干，我就干”。
包工头们不下矿，他们会安排信任的同乡做主管，主管下面是队长，队长安排具体生产任务。刘平与王承俭带领的留神峪外包队，主管姓叶，队长姓何，均是茨坪同乡。
叶主管的家在茨坪社区居委会对面。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那天，他家正雇人在院内做门帘，客厅内摆着一台专业按摩椅，正墙上贴着财神像。叶主管的妻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在家照顾生病的老人，丈夫尚未归家，“还在那边配合调查”。
村里另一处地势较低的地方是何队长家的灰色三层小楼。屋后就是蜀河，也是村民们的用水来源。院子里的水龙头坏了，不停地流水。一名健壮的年轻人坐在家门口矮凳上玩手机，对汩汩水流毫不在意。年轻人说，父亲仍在沁源配合事故调查，管理层全部被留在当地，“都被限制了”。
何队长儿子说，村里人此前去干建筑的也多，但这两年不景气，很多人转到矿上。村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煤矿务工。他之前在安康本地的工厂做门窗，干了十几年，后来厂子倒闭了，2020年到沁源投奔父亲。在矿上，他不下井，在地面做“下材料”的活，性质类似运输队。地面工作一天能挣二三百元，比井下少很多，但安全很多。
茨坪村村貌。（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摄）
无法下矿，也转不了行
从红军镇镇中心去茨坪，要走一条七八公里长的乡道。镇上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村民们出行主要依靠摩托车。村镇商店的收银台旁贴着摩的师傅们的联系方式，乘客一个电话，师傅就从家里赶来，谈好了价钱跨上摩托车就走。
摩的师傅祝德宏皮肤黝黑，戴一顶红色安全帽，熟练地穿梭在山路间。
年纪渐长的“顶梁柱”们，大多还想要继续下矿赚钱，但因有尘肺病，不得不留在村里休养。祝德宏的同龄人里，患尘肺病的不在少数。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早年间在金矿干了十多年，粉尘吸进肺里，现在一干重活就喘。
“就我们这个组（即村民小组），得尘肺病的都有七个了。”他说。他因此不让儿子下矿，孩子去了武汉打工。他平常肺部不适的时候，就吃点消炎药，打针挺着。
祝德宏说，因过不了体检关，他近十年都没有出去打工，只能在村里跑摩的、送货。“收入肯定比下矿少多了。在家待一年赚的钱，在矿上只要一个月就能挣回来。”
余雪梅在安康做了10年志愿者，在她的观察中，外出务工的主力是60后、70后，现在五十多岁，“只要是当年在外地打工的，多多少少都有肺上的问题”。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尘肺病病人的数量来看，在整个安康地区，旬阳市的红军镇、平利县的广佛镇最为典型。
前述安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的论文提到，2012年至2022年间，安康市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1208例。因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与用人单位未建立有效劳动关系，出现了大批无责任主体的尘肺病患者。
祝德宏说，外包队里，绝大多数尘肺病病人都得不到赔偿。因为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职业健康档案，无法证明病是在矿上得的。为此，陕西省2019年发布的《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规定，对于无责任主体的尘肺病患者，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救助范围，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项制度，实施综合医疗保障，梯次减轻患者负担。
但最关键的还是缺少职业病诊断证明。余雪梅说，只有部分矿工能拿到诊断证明得到政府的专项帮扶，很多人还是只能用农村医保，这点钱不够。
祝德宏去年在西安的医院洗过一次肺，政府补贴了几千元，他自己掏了四千多元，但感觉效果有限。“把呼吸道里的脏东西洗了，肺上根本洗不干净。这个病没办法根治。”他觉得，唯一能阻止尘肺病病程发展的办法是不再吸入粉尘，不让肺发炎，也就是不再下矿。
很多人想过换个行当谋生，但改行并不容易。老孙干了32年煤矿，中间尝试过干建筑、进砖厂，都做不来，还是“习惯了煤矿”。
无疆说，转行是矿工们聚在一起时经常议论的话题。这十几年间，他尝试进过三次工厂，打算学些技术，但都失败了。2008年，他曾去过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家纸盒厂，普工工资月薪只有一千元出头；2011年，他又去了南方一家电子厂，一个月三千元，但学技术周期太长，低工资耗不起；2015年，他还去过江苏学丝网印刷，但学徒只有一两千元一个月，当了师傅也只有五六千元一个月，坚持不到一年，他又回到了山西煤矿。
在无疆去电子厂学技术的2011年，同乡们下矿一天赚200元，月收入是流水线工人的两倍左右。
“矿上累是真累，危险是真危险，但工资相对来说是真可以。”他感叹，“一旦进了煤矿，适应了煤矿的工资，想改行挺难。”
同行熟人代替拍胸片，或找关系让体检站“通融一下”，是尘肺病矿工应付体检的常用办法。无疆说，“这些都是违法的，但为了挣钱没办法”。在他的观察中，每个煤矿对体检的审核严格程度不一样，如果哪里有工人因为尘肺病和矿上打官司，对应矿上的体检标准就会提高很多。
祝德宏的邻居54岁，因为孩子要娶媳妇，需要钱盖房，明知自己有尘肺病，还是下了矿，在留神峪煤矿做二线皮带工。“他体检怕不过，就找人替。”祝德宏说，对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通过了体检审查，但在这次留神峪矿难中，“把命给送了”。
矿难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刘祥峰说，遇难的邻居已经安葬，家人们收到了赔偿。按照当地风俗，下葬后每七天要去坟上烧一次纸，遗属们安静地过去，回来泪流满面。
矿难发生后，通洲集团停产整顿。许多矿工所在的工作群里都发了一条消息：外包队员工每人到会计那里领500元路费回家。然后群就解散了。
此后，工人们自发重新建了一个群，把各个矿的人都拉进来。群友们关心着自己被拖欠的工资何去何从。
刘祥森查了自己的社保记录，从2026年1月开始缴纳，刚缴了5个月。他说，现在矿上停产，自己领不到失业保险。社保没缴够一年，要想领失业金，需要矿上开一个终止劳动合同，才能到人社局去办。6月下旬，他收到了拖欠的两个月工资。但已经在家待了一个月，手停口停，他感到焦虑。万一家里要有大的开支，经济周转不过来，就只能问亲戚借，等发了工资再还。
刘祥峰也还在村里。他想着，要赚钱还得下矿。有的矿上说不要外包队，原先的矿上出了事，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
这几日，他心里喜忧参半。二女儿的高考成绩已经出了，五百多分，能上二本，志愿是孩子自己选、自己在手机上提交的。以前家里条件差，他没去上学，不太懂这些，只是着急找份工作，赚些学费。“孩子比我们强一点了，有能力上大学，哪怕贷款也得满足她。”他手头上的余钱只够女儿大学第一年的开销，剩下的还得再想办法。
刘祥峰到处托熟人问招不招工，问了铜川的铜厂、附近的木材厂，都没位置。一名四十岁出头的同乡是少数找到活儿的，联系好了去贵州做矿工，一体检，肺部拍片有阴影，人家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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